《封锁》：被压抑的欲望
△小小分析了下《封锁》，很喜欢这个不长的故事，印象甚至比《倾城之恋》深刻
△小论文格式
《封锁》：被压抑的欲望
战时的上海，封锁铃声一响，电车成为一个相对静止、封闭的空间。男主人公吕宗桢为了躲避自己不喜欢的表侄，坐到素不相识的吴翠远旁边，并不得不做出调情的样子。这虽成功让表侄走开，但吕宗桢又不得不延续与翠远的搭讪。面对一个男人冒昧的言行，翠远自然是震惊而排斥的，但因为自己长期生活在“好人比真人多”的环境中，她觉得吕宗桢是个“不很诚实，也不很聪明，但是一个真的人”，吴翠远内心的快乐战胜了原来的排斥。乱世的封闭电车上，他们甚至开始谈婚论嫁。但最后，随着“封锁”解除，人们的行动都回归正常，吕宗桢也回到自己“原来的位置”。吴翠远这才明白：“封锁期间的一切，等于没有发生。”[1]
小说是在电车上展开的：“如果不碰到封锁，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。封锁了。摇铃了。‘叮玲玲玲玲玲，’每一个‘玲’字是冷冷的一小点，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，切断了时间与空间。”[1]电车是旧上海独特的文化符号，也是沦陷时代上海的缩影。
同时，“电车一停，乘客们忽然意识到时空不再仅仅是生活的背景，而是一种移到意识跟前的‘前景’，甚至是一种具体的障碍，不再容许大家的疏忽了。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想着：怎样打发这突然而至的空白时间呢？”[2]电车在《封锁》中象征着一个时空隔断的封闭空间，它迫使人开始思考如何打发时间，并且电车里面的人互不相识，没有了平时人间交往的束缚，人的本我受到的压抑因此得到一定的释放，“在‘封锁’的情况下，电车变成了一个时间停止的、被封闭的空间，好像永远不会停止的时间突然遇到了封锁，就被停止了，而电车里则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。”[3]在这个理想的空间中，人们可以短暂的逃避现实，因此，后面的故事才有发生的可能。
男主人公吕宗桢是一个庸碌、老实的银行会计师，他与吴翠远的搭讪是出于躲避表侄的目的而已，表侄走后，推动他继续攀谈的原因只是出于礼貌，但因为吴翠远对他抱怨牢骚的理解，他沉醉于这种在现实中难有的被尊重重视的感觉。“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，使她微笑，使她背过脸去，使她掉过头来。在这里，他是一个男子。平时，他是会计师，他是孩子的父亲，他是家长，他是车上的搭客，他是店里的主顾，他是市民。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，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。”[1]他厌倦了平日里工作、家庭和社会中的各种角色，而此刻他只是单纯地作为一名男子，接受着一名女子在他面前袒露的羞赧，他沉醉于作为男性的自尊得到的满足中。
而对于吴翠远，她一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女儿，好学生，“她家里都是好人，天天洗澡，看报，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，而专听贝多芬、瓦格涅的交响乐，听不懂也要听。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……翠远不快乐。”[1]吴翠远是一个处在新旧时空的夹缝中，处境尴尬的典型女性，“传统女性价值观和现代个体独立意识的交锋，不只是带给女性身心的疲惫和焦灼，伴随冲突而来的失衡极易造成女性心理的乱象，造成女性自觉和独立意识的弱化乃至消退，对传统世俗价值观的妥协迎合。”[4]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但她又是在这种虚伪沉闷的环境中生活，且难以反抗，这种矛盾积压在她的心灵深处，在这个理想的空间中，在一个短暂表露了她认为“真”的男人面前，吴翠远萌发了想要反抗的欲望，“她家里的人——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——她恨他们！他们哄够了她。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，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——气气他们也好！气！活该气！”[1]但这种反抗是幼稚的，是只能存在于想象的，封锁结束，打断了她一场梦。
两个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受到压抑的人，在电车上就这么开始了一场奇妙又短暂的恋爱，这种恋爱如水中月镜中花，归根到底，都只是被囚禁的欲望在封锁时的电车中的短暂释放，“吕宗桢和吴翠远相爱着，过去与现实的包袱不再压着他们，有的只是目前这一刻自由奔放的恋情。这恋情与世界无关，只属于电车中的小天地，因此一旦‘封锁'终止，它也就自然会消失。”[2]张爱玲真实地写出了人们内心的封闭，冷静地批判了欲望被阉割的社会。
是什么导致了社会的压抑呢？这种社会是如何将人们的欲望阉割的呢？我认为是文化融合时的冲撞与战争的高压。
民国32年，上海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“孤岛”，人们战战兢兢地生存着。上海由于高度殖民化，中西文化混杂，出现了电车、咖啡馆等现代事物。因而封锁的底色就是战争背景和都市文明。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，每天正常行驶的电车才会封锁。“战争对于日常世界里的人们是不可知的无常而神秘的力量，在这样一个突发事件面前，人自身的处境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仿佛被置于显微镜下放大了。”[5]在西方文化地强势入侵中，在战火纷飞中，沦陷区的人们思想被拉乱成一团，也用麻木来自保。
但张爱玲没有放大这两点，而是日常化地叙述了封锁时发生在电车上的短暂爱情，凭借对人性深刻的把握，刻画出鲜活的人物形象，入微地表达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的荼毒。“在《封锁》里，张爱玲也写到了封锁给普通人造成的惊惧与恐慌，但张爱玲的写作重心既不在于展现封锁中刀光剑影、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，也不在于叙写封锁线下沦陷区人民的屈辱与苟安，而在于状写封锁中人的真实生命欲望的自然流淌。”[6]这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独特之处——于琐碎中揭露人性与社会。
战乱时期的人性在偶然的封锁里虚伪地生长着，而被压抑的真实的欲望得到了短暂的释放，但或假或真，都无法长久，人类仍然只能苟且活着，浮生若梦。
参考文献
[1]张爱玲.倾城之恋[M].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6.
[2]寇嫒丽.解读张爱玲《封锁》中的美学时空[J].现代语文(学术综合版),2014(06):61-63.
[3]郑雪瑞.张爱玲《封锁》的空间形式[J].现代语文（学术综合）,2011,(3):53-55.
[4]钱亚玲.迷失与突围——《封锁》的女性视角解读[J].常州工学院学报(社科版)，2015，33(02):39-42
[5]胡亭亭，杨庆茹.《封锁》：对生存困境的言说[J].学术交流,2009(02)：169-171.
[6]陈理慧.论张爱玲《封锁》的非政治化写作策略[J].戏剧之家,2018(25)：21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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